极点宏观|Financial Trader Cloud · 市场第四堵墙
上证50无间道:外资、国家队与基本面,谁才是价格的卧底
上证50于2004年1月发布,以2003年最后一个交易日为基日,起点定在1000点。它从上海市场选出50家规模较大、成交活跃的公司,替中国大型上市企业留下一张定期更新的合照。
市场有时把不同的大型蓝筹指数都叫作“五十”,成分范围其实不尽相同。本文所谈的历史价格,以上证50为准。
这个指数很像一座情报城。
城里设有基本面调查局,老派情报官终日翻阅年报,核对盈利与现金流。跨境情报局守着资金关口,留意汇率、全球利率和境外机构的风险预算。政策安全局很少公开行踪,市场秩序受到威胁时,它才会接管部分交通。
情报每天送进市场,最后都被压成一个价格。
上证50向全球资本汇报中国大型企业的盈利,也替监管部门测量市场压力。银行股下跌,信用周期便从报价里露出形状。保险股走弱,长端利率和资产端回报也跟着浮上来。消费龙头失去溢价,背后往往牵着居民的财富感。
外资把它视作配置中国的入口,境内机构用它管理整体仓位。国家队需要稳定市场时,宽基指数又是方便落脚的地方。
上证50替很多人工作,从未真正归属其中一方。
交易员每天都在辨认消息的主人。北向资金突然流出,可能源于境外机构调低中国评级,也可能只是总部削减全球风险。权重股在尾盘被拉起,买盘也许来自重新估值,也许只是有人不愿让指数继续失速。高股息走强,当中既有现金流的价值,也藏着避险仓位的拥挤。
价格从不解释现场。
它只负责留下痕迹。
第一幕 招募:上证50被选为中国资产的脸
200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提出建立透明高效、结构合理、机制健全、运行安全的资本市场,并把上市公司质量称为证券市场投资价值的源泉。
上证50就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取得了最初的身份。
它要成为中国大型企业的市场面孔。大型银行陆续完成改制上市,能源和工业企业进入主要权重,指数因此带上国家工业化的体形。海外投资者可以通过一篮子股票理解中国增长,境内资金也得到一张相对清晰的龙头企业名单。
当时,基本面调查局是上证50名义上的上司。
2005年,时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尚福林推动股权分置改革。大量国有股和法人股尚未取得流通权,流通股股东承受每日价格波动,非流通股股东则掌握公司控制权。同一家公司的股份被两套制度分开处理,市场价格很难完整反映企业价值。
改革试点公布后,股市一度下跌。投资者担心非流通股将来集中进入市场,供给压力会落在现有持仓上。面对质疑,尚福林留下了一句很有那个年代气息的话:
“开弓没有回头箭。”
同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会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商务部,发布股权分置改革指导意见。文件指出,股权分置扭曲了市场定价,也削弱了大股东与流通股股东的共同利益基础。改革方案需要经过分类表决,非流通股股东则以对价方式取得流通权。
2005年6月,尚福林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身份解释,补偿处理历史问题,对价着眼今后的股东安排。
这句话落到制度上,意思很直接。流通股股东手上的票开始具有谈判能力,一份得不到足够支持的改革方案不能自行过关。
上证50由此接到第一项任务:把中国增长变成一种可以买卖、可以配置的金融资产。
企业盈利成了密码,资本回报成了身份证。银行完成股份制改造,能源企业带着庞大现金流进入市场,工业化和城市化则为报表提供增长。
老派情报官“基本面”每天核对数字。他不喜欢传闻,也很少猜测政策底。他相信公司赚到的钱终究会进入价格。
他的判断经常正确。
市场交易的内容却会在他低头看报表时悄悄改变。
第二幕 第一次变节:价格开始替信用机器工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外部需求迅速收缩。中国人民银行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信贷规模约束也开始放松。
同年1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扩大内需十项措施。政策覆盖保障性住房、铁路、公路和农村基础设施,金融机构也接到增加信贷支持的任务。
温家宝当时提出:
“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
这句话带着危机年代的速度。出口和工业生产正在降温,政策需要在私人部门恢复之前托住经济活动。银行增加贷款,地方项目随即开工,建筑和设备企业取得订单。信用先进入工地,隔一段时间再进入上市公司的收入表。
上证50的汇报对象开始改变。
它仍然披露企业盈利,盈利背后却多了一台信用机器。基建工程形成了真实资产,相关企业也确实卖出了产品。银行资产规模上升,抵押品价格改善,地方融资能力随之增强。这些变化最后都会走进财务报告。
基本面没有消失,只是染上了信用周期的口音。
2009年7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公开提醒,部分刺激项目可能存在效率偏低和浪费问题,严重时会影响日后偿还贷款的能力。谈到地方融资渠道时,他说:
“最好还是开前门,而不是让人走后门或跳窗户。”
周小川看见的是融资结构。地方政府需要资金推动建设,正规发债渠道当时尚未完整,各类融资平台便成为临时入口。
临时入口一旦证明有效,往后便很少有人愿意把它封死。
银行股的盈利逐渐连上土地价格。保险公司的资产端受到地产和长端利率牵动。住房升值改善居民财富感,消费企业也从中得到需求。上证50的报表仍然亮丽,情报来源已经变得混杂。
市场难以辨认的,是企业能力和信用环境各自贡献了多少盈利。
银行的利润包含风险定价能力,也受到资产规模扩张影响。消费增长来自收入,也受住房财富效应推动。保险企业的价值取决于承保能力,资产端能否持续取得足够收益同样重要。
一张财务报告不足以拆清这些问题。
上证50仍然向基本面调查局交报告,档案柜的钥匙已被信用机器借走。
它没有归还的日期。
第三幕 身份暴露:市场发现安全局一直在场
2014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宣布筹建上海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并把这项安排放入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框架。
同年6月,时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肖钢签署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建立技术连接,两地投资者可以通过当地证券机构买卖规定范围内的股票。11月,沪港通正式运行。
市场迅速把制度开放换算成增量资金,“改革牛”由此成形。
场内融资余额上升,场外配资也沿着信托计划、资产管理产品和民间平台扩张。投资者相信自己正在交易改革,融资合约每天检查的却是担保比例。
制度变化需要多年才可能转化为企业盈利。杠杆没有这份耐性。
2015年6月,市场转入下跌。价格回落触发强制平仓,平仓盘又压低下一轮价格。原本属于十年后的改革叙事,很快被塞进每日追缴保证金的通知。
交易员仍可以相信中国的长期前景,风险控制系统只认当日收盘价。
同年7月,证券监管部门、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等力量进场。相关资金买入权重股及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多家上市公司也宣布回购、增持或暂停减持。
政策安全局第一次在市场面前亮出证件。
它需要处理的是流动性传染。强制平仓持续发生,压力便会进入证券公司和基金,再沿着融资关系传向银行。当价格下跌开始损害金融机构的风险承受能力,股票市场已经不再是一座封闭赌场。
金融稳定成了新的案情。
2024年3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说:
“市场运行有其自身规律,正常情况下不应干预。”
他随后谈到市场严重脱离基本面,出现剧烈震荡、流动性枯竭和信心严重缺失等极端情形时,提出:
“该出手就果断出手,纠正市场失灵。”
这番话把2015年后那种模糊的市场感觉说清楚了。
政策介入有自己的触发条件,估值高低只是观察材料之一。真正令安全局开门的,通常是市场失灵开始具有传染性。
交易员最容易在这里读错情报。他知道政策关心金融稳定,便把自己的持仓也画进保护范围。政策处理的是系统风险,个人账户的成本从未列入任务书。
2015年后,上证50正式成为双面间谍。
它仍然代表大型企业,也开始充当金融稳定的温度计。大型权重股成交充足,宽基工具可以较快承接资金,指数从此带上一层基础设施属性。
市场开始监听安全局的脚步。
交易员估算下跌速度,也研究股权质押和金融机构仓位。哪些宽基工具容易得到资金,哪些权重股具有稳定指数的作用,都成了交易室内的日常功课。
没有人拿到正式名单。
市场自行画出一张保护地图,然后拿真金白银核对边界。
国家队毋须天天出现。
只要市场相信它仍在城里,价格便已经改变。
第四幕 跨境情报局接管:北向资金被奉为真相
2016年,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扩展至深圳。2017年6月,国际指数公司决定把中国大型股票纳入其新兴市场指数,并于2018年分阶段实施。
境外资金进入内地市场的渠道渐趋成熟,北向资金每日流向也成为公开信号。
市场很快替这组数字安排了意义。流入代表外资认可,流出则被解读成境外机构正在降低中国评级。外资从一类投资者变成跨境情报局,买卖本身也成了情报。
2018年3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谈及金融市场开放。他指出,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都是金融市场开放的措施,也意味着中国在货币可兑换方面逐步迈出稳健步伐。
周小川同时提醒,全球金融危机后形成的数量扩张和低利率环境可能逐渐告一段落。
上证50往后数年的行情,都能在这两层意思里找到线索。
金融开放提高了中国资产的可配置性,全球利率也因此更深入地进入估值。境外资金的买卖受到企业盈利影响,也受总部资金成本和汇率风险约束。全球组合的风险限额一旦改变,内地股票便可能在基本面尚未明显变化时先被减持。
金发顾问最容易在这里遭到误读。
他早年带来估值纪律,偏好治理较清晰、盈利稳定的大型企业。境内投资者开始认真研究现金流,也愿意为较高的资本回报支付溢价。
这套方法曾经有效。
有效的方法获得广泛认同后,模仿者便会增加。北向资金持续买入某类股票,境内机构也跟着配置。股价上升改善基金表现,排名压力又令更多资金进入相同标的。外资偏好渐渐变成全市场的采购名单。
外资是否聪明,并不是这段历史的要点。
跨境资金本身也有上司。全球利率上升,总部便会重新计算持有远端市场资产的成本。汇率波动扩大,风险管理部门可能削减限额。地缘风险被重新定价,组合经理也可能先降低仓位。
外资买入,只能证明它在当时愿意增加风险。外资撤退,也可能是另一座金融城市正在收紧预算。
所谓聪明钱,很多时候只是全球风险限额的执行人。
上证50把不同命令压成同一条价格。境内投资者看得见成交,无法从每笔卖单中辨认对方正在否定企业,还是服从总部风控。
跨境情报局交出的情报可能完全真实。
市场读错了收件人。
第五幕 密码失效:所有人拿到同一张核心资产名单
2019年1月,易会满出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他任内推进科创板建设,股票发行注册制逐步落地,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也继续扩大。
202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把上市公司称为资本市场的基石,要求改善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也要健全退出机制。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当时表示,将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作为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中之重。
市场很快从这套制度语言中整理出一张名单。
酒类、家电、医药和保险被纳入核心资产。研究员把模型推向十年后,基金经理愿意为盈利确定性支付更高价格。外资持仓得到密切追踪,北向资金流入又替这批公司加了一层认证。
基本面调查局重新掌权。
最初的情报很有价值。当所有机构都拿到同一份名单,价值便开始被价格消耗。
2020年至2021年,核心资产行情进入盛时。企业质量仍然优良,估值审查却渐渐流于形式。市场认定一家公司足够优秀之后,买入价格便被交给时间处理。
时间从未签署这份委托书。
专业投资者都知道,现金流折现模型最难处理的部分不在公式。
真正掌权的是假设。
收入可以维持多少年增长,利润率会否受到竞争侵蚀,终值应采用多高的增速,每个细微变化都足以改写估值。市场若已经认定某家公司值得高价,模型便容易向现价靠拢。
研究报告仍使用基本面的语言,实际功能却在变化。它原本负责查找价格偏差,后来经常被用来替现有价格准备证词。
老派情报官看着这一切,知道自己的部门已被渗透。
他要求研究员核对盈利,模型却开始替持仓服务。基本面没有遭到抛弃,它只是变得过分好用。任何价格都能找到一组合适的长期假设,只要终值写得足够远。
核心资产的另一个秘密,藏在机构考核里。
基金经理共同持有龙头,职业风险会相对容易处理。同行一起亏损,投资委员会通常能找到市场原因。若独自避开公认的优质公司,短期排名落后,解释成本反而更高。
拥挤因此取得了共识的名字。
散户追逐故事,量化资金追逐信号,主动基金顾着相对排名。行情足够顺畅时,他们会走进同一道窄门,只有下单理由仍然保持各自的体面。
上证50的上涨逐渐失去情报优势。
大家使用相近的模型,模型本身便成了资金流向。
全市场拿到同一份内幕之后,内幕就会成为持仓。
退出的人需要比别人早。
第六幕 外资撤退:国家队坐进原来的位置
2021年后,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收紧,土地市场降温,居民对住房财富的预期也开始改变。全球利率环境同时出现转折,境外机构重新评估中国资产的风险溢价。
外资在上证50定价中的影响减弱,境内政策资金和被动资金的作用逐步上升。
这段变化不能只用换庄解释。
房地产长期连着银行抵押品和地方财政,居民消费意愿也受住房财富感影响。房企出现压力后,市场开始重新检查银行账面资产。保险公司面对长端利率下降,消费龙头则等待家庭资产负债表修复。
2023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潘功胜撰文提出,要主动适应房地产市场重大转型,合理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需求,降低房地产市场风险水平,防止风险外溢。
这项表述替地产安排了新的情报身份。
政策正在处理项目交付和融资秩序,也在控制风险传染。旧有增长方式没有被安排重新接管城市。市场仍把每项支持措施理解成房价准备重返单边上升,只能说明交易模型尚未完成版本更新。
2023年10月,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宣布买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并表示日后将继续增持。2024年2月,中央汇金再次宣布扩大增持范围,提高增持力度和规模。
政策安全局重新现身。
2024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要求加强战略性力量储备和市场稳定机制建设,也把重大政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
同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创设证券、基金和保险公司互换便利,随后推出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
10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两项工具属于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职能的拓展,将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并探索常态化制度安排。
同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表示,互换便利已开始接受金融机构申请,证监会也已同意首批证券基金公司参与。他提到,相关工具将为境内股票市场引入增量资金。
上证50的定价中心由此发生变化。
市场过去经常追问外资愿意给多少估值。此后,交易员还需要计算政策能容忍多快的下跌。
政策关注的核心并非某个固定点位。下跌速度、抵押品价值和金融机构风险更接近安全局的工作范围。指数只是挂在墙上的压力表。
大型银行和中央企业具有较好的流动性,在宽基指数中也占有较高权重。公共资金经由相关工具入场,影响容易先在权重股上出现。指数可能早于广泛市场企稳,成分股之间也会出现明显分化。
上证50的身份危机由此形成。
它继续参与价格发现,也开始传递金融稳定信号。指数上升时,盈利未必已经改善。风险溢价收窄可以推高价格,资金结构变化也能做到相同效果。
安全局没有篡改情报。
它只是改变了情报在市场中的权重。
第七幕 双重假情报:价格稳定之后,谁先相信了谁
2024年12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意见。
文件要求中央企业提高现金分红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建立常态化股票回购增持机制,并把市值管理纳入中央企业负责人的经营业绩考核。长期破净问题也被列入治理范围。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产权管理局负责人表示:
“把提升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投资价值、强化投资者回报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来抓。”
文件也明确禁止以市值管理名义操纵信息披露和股价,内幕交易同样在禁制范围内。
市场很快从政策里提取出新的交易密码。中央企业、高股息和回购增持被放进同一个估值框架,长期破净治理也提升了部分公司的重估预期。
这些政策可以改善投资者回报,也能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纪律。
市场往往会把一项合理变化直接买成完整答案。
上证50企稳后,投资者容易认为盈利已经见底。波动下降也可能吸引境外机构重新配置。政策部门观察到市场回升,自然会把其中一部分理解为信心修复。
各方都从同一个价格取得情报。
价格背后也许只是权重结构和资金流向发生了改变。
2025年3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介绍,监管部门已会同有关方面健全稳市机制,并联合中国人民银行推出支持资本市场的货币政策工具。他也把提高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称为重要抓手,提及公司治理、分红和回购。
这番话替上证50的双重身份留下了清楚注脚。
稳市机制处理市场脆弱性,企业价值要从经营中产生。
两种力量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同向。私人信用需求若仍然偏弱,居民也还在修复资产负债表,指数稳定便不足以证明经济周期已经完成转向。
上证50于是向城内不同部门送出近似的假情报。
它的上涨让投资者相信基本面已经见底,也可能让管理部门看到信心修复。市场气氛改善后,分析师上调盈利预测,新的预测再为价格提供证明。
当中未必有人刻意说谎。
接收情报的人太急着得到答案,真资料也会被读成假结论。
专业交易员要拆解指数回报的来源。盈利预期是否真正上调,风险溢价发生了多少变化,资金有没有离开宽基工具并进入主动仓位,成分股的上涨范围是否扩大,都需要逐项查验。
市场很喜欢把这些工作省略,直接把国家队进场翻译成牛市,把外资回流翻译成估值便宜,再把高股息翻译成安全。
情报在这一步开始失真。
一句话能讲完的行情,通常只存在于事后。
终局 谁才是上证50的最终上司
外资曾把上证50看成中国派往全球市场的代表。政策部门通过它观察金融稳定,基本面调查局则一直相信,价格最后需要回到盈利和现金流。
他们各自掌握一部分情报。
上证50无法代表整个中国经济。它选取的是一批较容易交易的大型企业,也集中了一批适合被动资金和公共资金操作的资产。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未必能及时进入指数,私人信用需求疲弱也可能被权重股的稳定遮住。
它代表的是中国资产中较容易被配置和稳定的部分,这些企业也最适合被写进宏观故事。
这不会削弱指数的价值。
交易员只需要记住,代理变量不是完整现实。
基本面情报官可以一直正确,行情却可能正在交易流动性。外资撤退未必源于企业变差,命令也可能来自另一个市场的风险限额。国家队稳住权重股,投资者的持仓成本仍然留在原处。
专业感不在于替某一方封圣。
它来自身份辨认。
北向资金流出时,需要先判断对方正在交易中国风险,还是在降低全球仓位。宽基指数放量时,也要察看市场是否真正展开重估。高股息走强后,盈利和自由现金流依然需要重新核对。
价格不替任何一方宣誓。
上证50在牛市里替流动性保守秘密。市场转弱后,它会替政策安全局送出求救信号。国家队进场,指数渐渐稳定,市场很快便会把资金作用写成一次集体醒悟。
这不是上证50忠于谁的故事。
它讲的是一名双面间谍,如何在每个年代接到新的任务,又让每位上司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相。
交易室熄灯后,上证50把当日报告送往城中。
基本面调查局拿到盈利表。跨境情报局收到资金记录。政策安全局打开波动率报告,看见市场离失序还有多远。
报告没有造假。
没有人拿到全貌。